作者：马海涛（北京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习强调，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是一个国家财税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的财税管理体制离不开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支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加强财税体制改革顶层设计，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向纵深推进，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进一步理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持续深化，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逐步形成。随着财政转移支付结构逐步优化，预算执行进度明显加快，预算公开力度不断加大，绩效管理稳步推进，在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充分认识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重要意义，调动中央与地方积极性，协同推进相关改革。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财政转移支付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动力，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动能，从多方面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在地方财政收入既定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通过实施财政转移支付，能够直接提升地方财力水平，使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支出规模的能力相应增强。财政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补贴支出来实现。社会保障支出大多数都用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等方面，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财政补贴支出主要采取价格补贴、职工生活补贴等形式，有利于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缩小城镇和乡村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就一般性转移支付而言，一方面能够通过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水平，增加地方性公共产品消费，促进当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还能够增加当地居民的消费，有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接受中央财政补助的地方政府，无论是将转移支付资金用于经济发展，还是用于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人民生活等领域，都会对该区域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欠发达地区公共支出水平的提升，各个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会逐步缩小，因而能够达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
财政转移支付还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一般性转移支付实际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均等化内容：一是地方财政能力均等化，二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能力均等化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和资金保障，而公共服务均等化又是财政能力均等化的目标。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涉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基础工程，应协同推进相关改革，妥善处理利益关系，与相关财税体制改革形成合力。
其一，逐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按照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规范转移支付分类设置，厘清边界和功能定位。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逐步推进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形成以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由地方政府统筹安排使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体，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相结合的转移支付制度。属于中央事权的，由中央全额承担支出责任，原则上应通过中央本级支出安排，由中央直接实施；随着中央委托事权和支出责任的上收，应提高中央直接履行事权安排支出的比重，相应减少委托地方实施的专项转移支付。属于地方事权的，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中央主要是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给予支持，少量的引导类、救济类、应急类事务通过专项转移支付予以支持，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属于中央地方共同事权的，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担支出责任，中央分担部分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委托地方实施。
其二，进一步规范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一般性转移支付稳定增长机制。逐步将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属于中央委托事权或中央地方共同事权的项目转列专项转移支付，属于地方事权的项目归并到均衡性转移支付，建立以均衡性转移支付为主体、以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为补充并辅以少量体制结算补助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体系。加强一般性转移支付管理，科学设置均衡性转移支付测算因素、权重，真实反映各地的支出成本差异，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范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分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采取适当奖惩等方式，引导地方将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投入到民生等中央确定的重点领域。
其三，逐步加强专项转移支付管理。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严控新设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清理整合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公共服务提供的有效性、受益范围的外部性、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和便利性，以及地方自主性、积极性等因素。建立健全专项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对其中目标接近、资产金额的投入方向类同、资金管理方式相近的项目予以整合，严控同一方向或领域的专项数量。新设立的专项应有明确的政策依据、政策目标、资金需求、资金用途、主管部门和职责分工。规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做到每一个专项转移支付都有且只有一个资金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要明确政策目标、部门职责分工、资金补助对象、资金应用限制范围、资金分配办法等内容，逐步达到分配主体统一、分配办法一致、申报审批程序唯一等要求。
其四，加强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省以下各级政府要比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和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与省以下各级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相适应，优化各级政府转移支付结构。对上级政府下达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下级政府应采取比较有效措施，确保统筹用于相关重点支出；对上级政府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下级政府可在不改变资金用途的基础上，发挥贴近基层的优势，结合本级安排的相关专项情况，加大整合力度，将支持方向相同、扶持领域相关的专项转移支付整合使用。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为增强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性和权威性，为改革提供法律保障，还需要加快转移支付立法，尽快研究制定转移支付条例，条件成熟时推动上升为法律。通过加强法治建设，逐步推动转移支付资金提质增效，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